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西營盤雜憶

偶翻有關詩人劉火子的資料,原來他是一九一一年在香港西營盤出生,附近重要的建築物有高陞戲院、國家醫院、癲房院、七號差館等。我也是在那地方出生,當然那是半個世紀之後了,甚麼國家醫院、癲房院聞所未聞,只知我在醫院道的贊育醫院出生,大人常說,我就是在那醫院門口的大榕樹下拾回來的,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好端端為甚麼被棄在榕樹底下?

那時高陛戲院和高陞茶樓還在,都是我愛去的地方。七號差館便在家居附近,小時候聽不明白,以為是「差路差館」。差館旁邊是警察宿舍,我有同學住在那裏,有時會帶我進去,在門口的空地踏三輪車。我很喜歡玩三輪車,但在街上玩,人多車多好危險,在警察宿舍內就安全得多。好幾回我找不到那同學,逕自帶三輪車到宿舍去玩。有一回竟被警察叔叔截住,問我那裏來的。我瞠目以對,只說以前被同學帶來玩過。警察唬我,說要拉我去「雜差房」,扣起我的車。我嚇得哭了起來(多少是裝的),警察才大發慈悲放了我。可惜以後就少了一個好玩的地方。

七號差館在西邊街,另有一條東邊街,很陡斜,曾發生嚴重車禍。那兒有不少小販攤檔,我有一個女同學放學後就到來幫手。她長得漂亮,令人傾慕。有一天我帶了相機想去偷拍她,卻被旁的攤販發現,喝問我:「幹甚麼。」嚇得我落荒而逃。她的美貌唯有留在腦海裏了。

翻查網上資料,原來當年共有九號差館,七號差館尚在: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040728/4202257

201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投稿《華僑日報‧兒童週刊》雜憶

我七十年代上中學時第一次投稿,就是投到劉姐姐主編的《華僑日報‧兒童週刊》,屢蒙刊登,鼓勵了我繼續寫下去。後來知道,劉姐姐就是劉惠瓊,一直為兒童成長、兒童文學出力不少。

文章在《兒週》刊出後,會有兩三元稿費,但不會交付作者,而是代購兒童書籍寄奉。我現在還保存了兩本。一是何樂的《我的自傳》,一是向天海的《父慈子孝》,都由兒童報社有限公司出版。前者出版日期不詳,後者出版於一九六八年四月。

我該還有過潔瑩的《一個好學生日記》和它的續集,並寫過讀後感,批評說:「這兩本日記的文字,還是比較稚嫩的。」不過依據我文中所引的例子,那文筆蠻生動的,比如這樣形容一個肥仔:「身體好像完全沒有骨頭似的,走起路來渾身的肉一抖一抖,好像一團『啫喱』,很是別緻。」那潔瑩,原是劉姐姐的筆名,我果真有眼不識泰山。幸好她大人有大量,沒有見怪,更在《兒週》將拙文刊出。

《我的自傳》作者何樂不知是誰,是否即何紫?然而這麼多年來,無論是他自己、他的親友或研究者,都不見提及,該不會是了。

《父慈子孝》作者向天海即司徒華。他曾回憶說,一九六O年到《兒童報》當義務總編輯:「報社內,我只得兩名助手,投稿人又不多,我要編寫不同類型的故事,經常一個人負責填滿整個版面,於是化身十數個筆名,寫科學常識、兒童武俠小說、歷史故事、寓言故事、童話、民間故事、現實小說、小品文、填字遊戲等等……全由我操刀。」筆名有張方能、螞芝、行空、莫邪文、文惠、向天海等。

劉惠瓊對他也大有好評,說是個很負責任的人,雖然下午要趕回學校教書,但每天早上他必定準時到《兒童報》上班。他寫的兒童故事深受小朋友歡迎,他教作文的專欄如「張老師教作文」對小朋友很有幫助。又說:「他認真而投入的態度能夠激勵大家的士氣,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本身的工作已經很忙,但他仍然願意義務來幫手,報社的同事更加要努力發奮。」

刊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八日《華僑日報‧兒童週刊》的拙文

2017年11月8日 星期三

2017年11月6日 星期一

《兒童報》有受資助嗎?

司徒華在《大江東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O一一年)中說,一九四七年他就讀於油麻地官立學校,中文科老師衛寶欽推薦他看有左派背景的青少年月刊《學生文叢》。一九四九年一月,《學生文叢》籌組讀者會「學叢之友」,他也有份參與。同年九月,他經廖一源(後叫廖一原)介紹,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成為中共組織一員。

《學生文叢》不久停刊,「學叢之友」讀者會改名為「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繼續活動。司徒華是四個註冊人之一,曾出任副總幹事。一九七五年,「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改名為「學友社」。

由此可見,「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或「學友社」原是中共的外圍組織。

司徒華進《兒童報》,正是受該社他的上級歐陽成潮所指派。

他說:「《兒童報》其中一個資金來源,是左派的集友銀行。當年,恆生銀行搞兒童儲蓄有聲有色,集友銀行跟風,請劉惠瓊當儲蓄部主任,憑着她的名氣,吸引小朋友友到該行開戶,後來又資助她辦報。」

又說:「劉惠瓊的弟弟劉國雄也是左派人士,後來成為『紅校』中業中學的校長。劉國雄的太太亦於培僑畢業,在《兒童報》當會計。歐陽成潮的太太梁自勵是《兒童報》的出納……」

翻查資料,六七暴動時,左派「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名單中有個劉國雄,他是重生夜中學副校長,可能此劉即彼劉。而無論中業中學、重生夜中學還是培僑中學,都是「紅校」。再補充一點,中途加入《兒童報》的何紫,也是培僑畢業的。

劉惠瓊二O一一年八月接受馬輝洪訪問時,否認《兒童報》由集友銀行資助,說創辦時資金是親友拼湊起來的,其後得到一位來自大馬的林太幫助,《兒童報》才得經營下去,並擴充辦公室。

不過,她也承認收過集友銀行一枝人蔘,她又擔任過該行的兒童儲蓄部主任。她覺得「既然不用每天上班,又可以增加收入」,她「就樂得掛上這個虛銜」。但有時候,集友銀行有甚麼推廣活動,她亦會參加。例如一九六一年七月有個「家庭幸福運動」,她就代表集友銀行,在電台主講「兒童儲蓄」。此外集友銀行也有訂《兒童報》,免費送給儲蓄戶。

司徒華當初進《兒童報》,是向郭小葵報到的。她是劉惠瓊的親妹,抗戰期間送了給人寄養,故而改了姓郭。司徒華因不滿歐陽成潮對他「親疏有別」和「功利主義」,又不讓他入黨,於是到澳門越級向港澳工委高層申訴。回來後,郭小葵和歐陽成潮卻告訴他,《兒童報》要結束了,不用再上班了。

多年後,郭小葵移民澳洲,司徒華寫信問她:「我請假一周去澳門,回來後你們突然說停刊,甚麼原因也沒有解釋,是否太薄情呢?」

郭的回答是:「共產黨就是這樣,你有利用價值就『呼之即來』,沒有利用價值就『揮之即去』,這有何奇怪?」


刊《華僑日報》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一日(謝謝Linda Pun提供資料)

2017年10月30日 星期一

關於何紫

何紫,原名何松柏,又名何柏。據山邊社的簡介,說他:「一九三八年陰曆十月初十誕生於澳門,兩個月後隨母親赴香港。不久,香港陷日,父親病逝。」但他在《童年的我》(香港山邊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卻說,他是三歲時,即一九四一年來香港。同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他父親一天在街上被日軍拉去打了毒針,回來不久就去世。

山邊社的簡介還說:「戰事結束時七歲,在香港讀小學、中學。一九五九年高中畢業後任教師三年,再轉任《兒童報》編輯六年,並先後任《華僑日報》副刊編輯、《幸福畫報》特約撰稿人。」

何紫的女兒何紫薇也說他:「一九五九年畢業後在母校培僑中學任教三年,改投《兒童報》,擔任六年編輯……」

《兒童報》週刊是劉惠瓊一九六零年二月二十七日創辦的,那是香港首份彩色印刷的兒童刊物。她曾回憶說,司徒華由第三期起任總編,在一九六三、六四年辭職,然後何紫經介紹到《兒童報》當編輯。

這段往事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零一一年)中也有提及,說是學友社的上級歐陽成潮叫他進《兒童報》,不過他沒有中途離職,只是後來被投閒置散,到一九六六年才離去。

照推算,何紫該是一九六二、六三年間開始在《兒童報》工作,但相信他沒有「擔任六年編輯」之久,因為《兒童報》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就停刊了。

仍據山邊社的簡介:「一九七一年辦兒童圖書公司,一九八一年創辦山邊社,出版普及讀物。」

何紫寫過一篇〈從海邊到山邊〉,發表於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五日的《陽光之家》,說「七十年代初,我曾與友人在北角新邨面海的一間店子裏經營圖書公司,直至一九七五年,始從北角遷到香港般含道。這地方位於半山區,這樣,從海邊遷到山邊了。」但這並非「山邊」得名的由來,「山邊」原是英文「Sunbean」的譯音。先辦門市,叫山邊公司,到一九八一年才辦出版社,即山邊社。

在般含道的山邊公司,除了賣書,賣報刊,也賣文具。它的對面,是列提頓道,聖士提反女校座落於此,乃蕭紅埋骨之地。女校旁邊有個城西公園,那時我在附近上中學,家居正在山腳下,每逢考試時節,我便於凌晨四、五點摸到城西公園,趁着路燈溫習,一時蟲鳴、草香襲來,分覺醒神。我也不時會到山邊公司看看,有個笑嘻嘻的胖叔叔,明知他就是何紫,彼時膽小,沒有跟他攀談,更不敢拿書給他簽名。我寫過信給他,卻收不到回覆,想問他收不收到,也不敢問。

他用過的筆名不少,如松柏、稚心、何稚心、何稚森、葉芷等。最為人所知的自然是何紫。這個筆名的由來,有兩種說法。一是他鍾情揚子江,便用「何子」作筆名,卻被編輯改成「何紫」,理由是給孩子寫東西,用個女性化的名字較好。另一是說是紫者,此絲也。何紫故鄉順德水藤鄉,盛產蠶絲,於是此絲所繫,除了親情、友情,還有鄉情呢。

他的出生日期一九三八年陰曆十月初十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他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日病逝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