驛居室散記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

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錢學森已於二００九年十月三十一日逝世，媒體上都說他是「偉大科學家」、「偉大的中國導彈之父」云云。但頌揚他偉大甚麼之前，或可先看看這篇刊於六月的博文。據中國官方資料，那場錢學森有份推波助瀾的大躍進，導至「三年自然災害」，全國餓成至少三千萬人。錢學森欠的豈只是一句道歉。

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作者：吳曉波

2009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还应该“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从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这一篇专栏要写的人和事，远跟整整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灾难有关，近则是被不久前的一个颁奖盛典引发出来的。

3月28日，凤凰卫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了“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颁奖礼，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颁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两年后就将成为百龄福寿老人。我在电视前，目睹了感人的盛况，而我的心底却隐约浮现出另外一些景象，我喝着很浓的普洱茶，沉着气，把它强行压了回去。

几天后，我去香港浸会大学演讲，在电影院观看了2008年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香港人翻译成《读爱》。那是一个关于二战和德国人的故事。在影片中，德国人表现出了强大的忏悔力，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教授和罪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所有的人都在对纳粹的罪恶进行反复的辩论、反思和批判。

当我默默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几天前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那个故事，然后，决定写这篇文章。

我想说的故事应该从1958年讲起。

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

钱学森此时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1955年，美国全面压制社会主义中国，正是在中美关系最为交恶、而新中国最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时候，他从美国毅然归来，这一事件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有关当时最尖端、最机密的导弹和核武器技术。

正是这位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在文章中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还另外写了一篇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哲学系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更要紧的是，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毛泽东开始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这一切，距今刚刚五十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的好，“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钱学森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他在归国后的数十年中，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此次，凤凰卫视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做网民调查，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表示同意，反对票为零，每一条跟贴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从动手写这篇文章的第一分钟起，我的内心始终非常的忐忑不安，因为，我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

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毫，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他还活着，很多逝者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乡愿”的民族，我们很善于自我原谅和原谅别人，并视之为美德。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使得我们常常忘却苦难，并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坚决的忏悔和永不自我原谅，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进步的动力。一个有羞耻感的国家，才可能具备反思力，才可能持续前进和获得尊重。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2009年11月24日星期二

敬悼楊憲益先生

我知道楊憲益起初是讀他翻譯的荷馬史詩《奧德修紀》。他是直接從希臘文譯過來的，原文分行，他卻認為轉譯成中文，即使照樣分行，也傳遞不到那韻味，乾脆用散文來譯。但他倒譯得甚有詩味，至少比我讀過其他分行的譯本，例如羅念生的，更有詩味。讀畢全書，我仍久久沉湎在閱讀的興奮中，那餘味至今三十年後仍感受得到。荷馬另一部史詩《伊利亞特》可惜楊憲益沒有接續譯下去，我讀別人的譯本，便淡而無味，唯有台灣齊邦緩根據英文譯寫的文本較為可讀。

他除了中譯，也搞英譯，許多中國古典文學，像紅樓夢、唐詩宋詞等，他都有英譯，譯好之後，就由他的英國妻子戴乃迭潤飾。兩人實為最佳夫妻搭檔。他們譯的紅樓夢在大陸很著名，全譯本一九七四年完成，比美國兩位譯者霍克思和閔德福的還早。兩個英譯本我都沒有翻過，只多年前曾將兩者譯的紅豆詞比較，覺得雖然霍克思譯得較精準，可是楊憲益的其實更有味道。當然，這是我外行人的看法，行家如林以亮者，是較捧霍譯的。

楊主要搞翻譯，別的著述不多，他的譯著我又不是都有興趣，《奧德修紀》之後，我就很少看他的東西。我再留意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時期。那時大陸封鎖新聞，楊憲益因跟外國人有些交往，他便透過BBC譴責屠城：「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也因此被軟禁了一段時日。他熱愛共產黨，自五十年代已申請入黨，卻被拒諸門外，直至一九八六年才遭接納，他還為此得意了一陣。六四之後，他就憤而退黨，終於大徹大悟。

沒多久，他用英文寫了自傳，自然有甚麼說甚麼，該譴責的照樣譴責。中譯本名為《漏船載酒憶當年》，二００一年在大陸出版，頗多刪節。英文全本二００二年始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另外有位雷音，也曾替他編寫過口述史，起初是自費在大陸出版，後來才由香港明報正式出版，當中記述他的一生，極見性情。

他愛寫舊詩，老一輩人都有這一手，像他的牛津同學錢鍾書也好此道。不過，錢鍾書自少年時代已寫舊詩，一直沒有中斷過。楊年輕時寫的舊詩不多，真正「詩情迸發」，是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之後。他的詩主要就分兩個時期，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九年和一九八九年以後。當中都不乏諷世之作，尤其九十年代受過六四與退黨沖擊之後。他的詩曾結集成《銀翹集》，一九九五年由香港天地圖書出版，二００七年才在大陸出版。當然後者也是刪節本，而前者早已絕版，成了書迷追逐的珍品。

楊氏夫婦文革時也受到批鬥，甚至坐過牢。不過，楊憲益生性豁達，總算挺得住。他妻子戴乃迭原是英國人。她當初跟楊回中國時，她母親已大力反對。回到中國後，那時中國人很有民族主義情緒，說穿了是自卑，對外國人大為歧視，戴乃迭自不例外，受盡白眼。他們的兒子楊樺也因其血統而飽受凌辱，變得精神失常，只承認自己是英國人，不肯承認楊憲益是他父親。後來他幾經艱苦獲准到英國，每見到中國人都嚇得發抖，最後還是自殺了。戴乃迭在中國沒有一個朋友，最親的兒女她又保護不到，她內心的孤寂與痛苦，外人實難理解。六四後她大病一場，從此失去了記憶，喪失了讀寫能力，沒有恢復過來。楊憲益悉心照顧她，直到她一九九九年去世。

晚年楊先生買了個房子，謝絕應酬，大隱於市。二００三年他中了風之後，就更少出門。他愛跟朋友說：「我已無所謂了。」他已看透塵世間的一切，心如止水。如今楊先生大去，終得脫離他已活得煩厭的世界，重遇愛妻、家人，他的日子當更愜意些，興許又會多吟幾首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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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銀翹集（非藏本）
文類：舊詩
作者：楊憲益
封面題字：黃苗子
裝幀：平裝，繁體字
開本：窄三十二開
頁數：136
字數：不詳
印數：不詳
定價：不詳
國際書號：9622577989
出版日期：一九九五年
出版者：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書名：銀翹集
文類：舊詩
作者：楊憲益
封面題字：黃苗子
裝幀：平裝，簡體字
開本：14.5 cm x 21.7 cm
頁數：130
字數：115,000
印數：3,000
定價：RMB$12.00
國際書號：9787533447427
出版日期：二００七年八月初版一刷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書名：奧德修紀
文類：（希臘）荷馬史詩
譯者：楊憲益
裝幀：平裝，簡體字
開本：14 cm x 20.3 cm
頁數：316
字數：226,000
印數：73,000
定價：RMB$1.05
書號：1018894
出版日期：一九七九年九月初版一刷

書名：漏船載酒憶當年
文類：自傳
作者：楊憲益
裝幀：平裝，簡體字
開本：13 cm x 20.3 cm
頁數：258
字數：163,000
印數：10,000
定價：RMB$15.00
國際書號：7530206265
出版日期：二００一年四月初版一刷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書名：White Tiger : An Autobiography of Yang Xianyi（非藏本）
文類：自傳
作者：Yang Xianyi（楊憲益）
裝幀：精裝
開本：三十二開
頁數：328
字數：不詳
印數：不詳
定價：不詳
國際書號：962996046X
出版日期：二００二年三月初版
出版者：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